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男朋友C我的时候我一般该说

提起牟利型职业打假人，商家满心无奈、监管部门头疼不已，公众对他们一知半解，却常能在热搜榜上发现其身影。网红“铁头”因涉嫌敲诈勒索被警方立案侦查，以及王海与主播辛巴的“糖水燕窝”事件，都曾引发广泛关注。去年在上海，甚至有人一年内以“无证拍黄瓜”向1372家餐饮店高额索赔，被媒体形容为“疯狂的职业索赔”。

过去职业打假不好管，主要在于不知道该不该管。实践中男朋友C我的时候我一般该说，有的监管部门和司法机关把职业打假人当作市场“清道夫”，认为无论他们的出发点是什么，实际上都起到了社会监督作用；有人认为他们是“捣蛋鬼”，只对食品过期、标签不规范等问题小题大做，而且滥用投诉举报、信息公开、复议诉讼等权利，大量挤占有限的行政资源和司法资源。

从过往案例来看，职业打假人大都吃透了相关法律法规，有时比基层执法人员还熟悉法律条款。比如，抓住商家忽略的一些细节，有时职业打假人提起的赔偿诉求看似离谱，但细究起来，确实是商家未严格落实食品安全法、质量法、广告法等相关规定。罚，过罚不相当；不罚，好像又不符合执法必严、违法必究的要求。这背后涉及的行政处罚裁量权，令基层执法人员左右为难。

规制职业打假不代表摒弃社会监督。监管部门多次提出鼓励“吹哨人”，畅通投诉举报渠道，依法发挥惩罚性赔偿对严重违法行为的社会监督作用。2021年，市场监管总局和财政部还联合出台《市场监管领域重大违法行为举报奖励暂行办法》，举报人最高可获100万元奖励。一些职业打假人拥有丰富的专业知识和法律素养，若能够转型为正当的社会监督者，也许更有价值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