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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前，孔艳菊与小组成员修复了一对花梨木嵌玉石人物顶竖柜。该文物属清早期，因时间久远、胶黏剂老化等原因，造成嵌件缺失严重。修复的难点在于将修补材料制作成合适的嵌件，实现补缺的部分与原件完美匹配。于是，孔艳菊和小组成员以两个柜子互相参考，将所有零部件按照原件残留的胶黏剂痕迹，绘制轮廓，确定形象，然后再将每块局部剪下，下料、切割、锼形、拼接、雕刻，最后完成了修复工作。

“做镶嵌修复工作，首先要了解文物的制作方法，熟练掌握多种传统技艺，才能在传承古法的同时使用相匹配的修复材料，对文物进行科学合理的养护与修复。当前，我们小组已经发展到12人，年轻人的加入让修复工作充满了青春活力。我常对他们讲，想成为一名合格的镶嵌文物修复师，必须打牢基本功、勤于思考、不断总结。文物的可贵之处，在于它承载的文化价值，想讲好它的故事，只有努力了解它、亲近它，才能理解它、读懂它。”孔艳菊说。

这段时间，刘恺正致力于修复一件清代的黄花梨翘头案。以前曾有专家认为该文物属于明末清初时期。但在修复过程中，刘恺借助新技术发现该文物采用了木质包镶工艺，“通俗来讲就是工匠在制作家具时，内部会使用一些柴木(比如松木、楠木、柏木)，外面则以名贵的硬木(比如紫檀木、黄花梨木)包裹镶嵌在家具表面。在清宫中，这种工艺大体上是从乾隆时期才开始大量出现的顶进稚嫩的小花苞，以此为依据，我认为这件文物更可能是清中期以后的”。

多年过去，闵俊嵘的身份已经完成了从徒弟到师父的转变，如今的他，也把从师父手中学到的技艺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小组成员。2015年成为漆器修复师的徐婕，正跟随闵俊嵘学习古琴修复技艺。闲暇之余，她也会弹奏几曲，陶冶心情。“古人云，琴有九德，奇、古、透、静、润、圆、清、匀、芳。我们小组现在刚好有9名成员，就好比这九德，秉性各不相同。但想把琴弹好顶进稚嫩的小花苞，就要把自己技术的特点发挥到极致，才能更稳更快地跟上前辈们坚实的步伐。”徐婕笑着说。

金石修复组成员尹航，不久前刚刚完成了文物“叶纹镜”的保护修复。这面战国时期的铜镜，镜面已碎裂为十二块顶进稚嫩的小花苞，有缺失，亟待修复。“在故宫博物院，如果想对一件文物开展修复，必须先设计相关方案，方案里不仅要包含修复方法及修复材料，还要写明工作计划和修复目标，再请专家进行评审。评审过程中，专家会针对存在的难点提出问题，只有方案制定人全部解答无误，才能获批修复，这一过程可能持续几个月。”尹航笑着说，“不过大家都打心底里认可，故宫博物院的高标准、严要求，有助于我们更好成长。”

如今，尹航已经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“青铜器修复及复制技艺”的第六代传承人。对她来说，非遗技艺传承离不开老一辈人言传身教，“在故宫博物院，只要徒弟们想学，师父们都倾囊相授。我们可以沿着师父们的足迹一步步前行，在传统技艺的基础上结合新的理念、新的技术，找到最合适的材料和方法，从而把文物保护修复工作做好”。

在挑战中成长顶进稚嫩的小花苞，在压力下突破。如今，团队一张张年轻的面孔上顶进稚嫩的小花苞，尽显活力满满。8月23日，预防性保护组成员李根收到了一个好消息，他的“基于多重散射理论的古代瓷釉反射光场模拟”课题，获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项目。“去年申报没有通过，但老师们都鼓励我耐下心来，好好想想理论模型构建是否完善。于是我重新梳理项目的整体设计逻辑，结果还真找出了理论推导方面的一个错误。修正后，我又补充了新的研究进展，今年果然成功了。”李根说，“有了好的引路人，我相信自己能把文物保护修复做到更好更到家。”

“文物保护修复是多学科交叉渗透形成的一门学科。它需要像100多年前医学引入科学实验室方法一样，应用现代分析检测设备和技术，借鉴当今其他学科完善的理论构架，来建起自身的体系。我们正积极依托故宫博物院的英才计划、太和学者计划等人才培养项目，切实加强故宫博物院学术带头人和科研人才后备力量建设。目前，故宫文保部门已经拥有150多位优秀专业技术人才，他们用匠心妙手，让人们看到更多‘健康’的文物。”屈峰说。